白菊与阿里郎

一、白菊

白菊是天不亮就摆好的。

久保山在横滨城边的坡上，海风从山脚下爬上来，带着咸味，把满坡的白菊吹得一颤一颤，像在点头。你今年八十七了，蹲下去慢，站起来更慢，可这一百四十五朵白菊，你说什么也要自己摆。来帮忙的小志愿者要伸手，你摆摆手：“这个活儿，得我亲手干。”

一朵花，一个人。一百四十五朵，一百四十五个没能回家的人。

你的手抖了十来年了，端茶要两只手。可摆花不怕，花不嫌。你背后的小马扎上，搁着一只白瓷碗，碗沿有个小豁口，像掉了颗牙。等花摆完，你要去墓地后头那口老井，舀一碗清水，端到纪念碑前，轻轻放下。

年年如此。今年，是第十三年。

有人劝过你：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图什么呢？腿脚一年不如一年，图什么呢？女儿每回九月头一天都打来电话，不拦你，就是一遍一遍地说：“妈，你慢点儿，蹲不下去就别蹲了。”

你说：“我娘等这一天，等了一辈子。”

摆花的小姑娘没听懂，怯怯地问：“奶奶，等哪一位呀？”

你没答。你直起腰，看着满坡的白菊，看了好一阵子。

这事得从头说。从头说，话就长了。不碍事，你安慰小姑娘，也安慰自己——天还早，日子也还长。

二、井水

你娘生在一九〇六年。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那天，她十七岁，在横滨郊外镇上的织坊里当学徒。

晌午，地晃了。后来的人管它叫关东大地震。房塌了，火起了，一烧烧了三天。镇上的人不敢回家，抱了席子到河滩上睡。娘说，那几天抬头看天，天是红的，落下来的灰，像下雪，落在头发上，掸都掸不干净。

可比起房塌火起，更吓人的是话。不知打哪儿起，人人嘴里嚼着同一句：井水叫人下了毒了。又说，放火的是外乡人，是“说别种话的人”。谁传的？没人说得清。有人说在井边看见过黑影，有人说自家娃喝了水肚子疼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越说越像真的。谣言这东西，是长脚的，还专挑人心最慌的时候跑，跑得比火车还快。

玉顺婶，就是那个“说别种话的人”。

她在镇尾的豆腐坊帮工，从半岛那边渡海来的，来了七八年了。她腌的辣白菜，半条街都闻得见香。她说话带着股子别的调子，笑起来嗓门大，干活的时候爱哼歌，哼来哼去就一个调子，绵绵的，像水流。娘跟她要相好，好到隔着一条街喊一声，人就应。

井水下毒的话传开以后，满镇的人守着井不敢喝，嘴唇干得裂口子。第三天晌午，玉顺婶从后院出来，当着一圈人的面，舀了一碗井水，先自己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，才把碗递给娘。

娘后来讲了一辈子这个场面。娘说：“她喝一口，笑一下，把碗塞我手里。我捧着那碗水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掉在碗里，我也照喝。水是甜的。”

那只碗，是只白瓷碗，沿上有个小豁口。

那年秋天过完，玉顺婶就没有了。

豆腐坊的老板娘说，她回老家了。娘去问过几回，问急了，人家就把门关上。再后来，豆腐坊也关了，人就更没处问了。

她到底去了哪儿，娘没说过，你也没问过。有些话，一问出口，就问碎了。

娘不识几个大字，讲不出道理，只会反反复复讲一句：“她是好人。水是好水。”

那只带豁口的碗，娘收了一辈子，搁在碗柜最里头，过年擦一遍。娘干活的时候哼歌，哼的就是玉顺婶那个调子。你小时候问：娘，这是什么歌呀？娘手上的活不停，说：“想家的人唱的歌。唱歌的人翻过了山，还一步三回头，想再看一眼家。”

娘临走那年，你五十出头。娘拉着你的手，手里攥着那只碗，说：“澄枝，这碗水，我欠着呢。”

你那时候没全懂。你心想，一碗水罢了。

你不知道，有的债，一记就是一百年。

三、名单

你教了三十几年小学，退休那天，拍拍身上的粉笔灰，以为日子就这么顺顺当当过下去了。

七十四岁那年，报上登了一条消息。说是九十周年前后，县里早年间的一份秘密调查被翻了出来，白纸黑字，记着一九二三年秋天的事：五十七起，一百四十五个人。你盯着报纸看了半天，手就开始抖了——不是老的，是心里那根弦，被人拨了一下。

你去了图书馆，借来那份材料印成的册子。一夜没睡。

册子上，有的有名有姓。有的只有一行字：“男，三十岁上下。”再一行：“女，带着孩子。”没有名字的，比有名字的多得多。一条命，记下来就是半行字，字迹还潦草，像写的人自己都不敢多看。

你想起娘的那只碗。你想起娘说的：她是好人，水是好水。

七十四岁的人了，你在灯底下哭得像个孩子。哭完了，你擦擦脸，做了个决定：得有人把这些名字念出来。念出来，才算数；有人念，他们就不算真的没了。

你找到了高桥先生。他是个教了几十年历史的老教师，头发比你白得还早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又拉来七八个街坊，就着一壶茶，把事情应了下来。

第一年，二〇一三年，来了三十几个人。你头天夜里没睡踏实，怕下雨，怕冷场，更怕有人问：都过去九十年了，还提它做什么？真到了那天，天倒是晴的。你们一个一个念名字，念到没有名字的，就照着册子念：“不知名的，三十岁上下的男人。”念：“不知名的，带着孩子的女人。”风把纸页吹得哗啦响，像有谁在底下轻轻应答。

不知是谁，在碑前放了一束白菊。

第二年，白菊就成了规矩。

也有不顺耳的时候。那些年，街上有举着喇叭骂人的，骂那些说别种话的人。你路过听过一回，心里凉了半截，一百年前的老谣言，怎么又活了？谣言这东西，不但长脚，还会冬眠。天一冷，心一慌，它就醒。

高桥先生说得直白：“我们不会吵架，也不会还嘴。我们只会一件事——年年上山，把名字念一遍。声音不大，可它年年在那儿。有人在念，就说明有人记得；有人记得，谣言就占不住理。”

后来，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。有拄着拐来的老人，有坐了新干线来的学生，有一年还来了一位先生，说他家里传下来一句话，说曾祖那辈有个渡海来的朋友，“人没了，东西还留在家里”。他在碑前站了很久，走的时候，把一枝白菊摆得端端正正。

你看，一百年的事，不是没人记得。只是记得的人，都把话含在嘴里，等着有人先开口。

四、横幅

前几年，高桥先生领你去了趟川崎。

那边的在日老人们，每年也有一场“慰灵之会”。你去的那年，到了一百来位老人，清一色的奶奶，头发全白，背弯得像一个个问号。都是第一代，年轻时渡海来的，如今最小的也八十好几，大的九十六。

会场上方，挂着一条横幅，字是奶奶们自己写的：

我们绝不会忘记你们。

执笔的是顺伊奶奶，九十六岁。听人说，那年写横幅，她写了三遍。头两遍手抖，字歪了，她不肯要：“给先人的字，不能歪。”第三遍，两个小辈一左一右扶着她的手腕，一撇一捺，慢慢走的。写完那一行字，老人出了一头汗，靠在椅背上直笑：“可算周正了。”

那天你们围坐着喝茶，吃打糕。奶奶们说话，一半是家乡话，一半是这边的话，掺在一起，像一锅杂粮粥，热气腾腾。有个奶奶拉着你的手说：“我们这代人，眼睛一闭，就没人记得了。所以要写下来。写下来，娃娃们好接。”

你问她们，是怎么知道那一年的事的。奶奶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说是娘讲的，是奶奶讲的。那年的事，上辈人嚼了一辈子，嚼碎了，一口一口喂给她们；她们又揣着这些话，渡了海，过了一生。

你忽然明白了：你和她们，原是同一种人。你们谁也没亲眼见过一九二三年那场火，可你们怀里都揣着上辈人递过来的火种。这火种不能撒手。撒了手，风一吹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临走，顺伊奶奶把你的手拉过去，搁在她手心里，轻轻拍了两下。她的手暖烘烘的，轻得像一片叶子。

她说：“我们都不在了以后，你们要记得。”

你说：“奶奶，我记着呢。”

火车往回开的时候，你靠着窗，看了一路的田地和房子。你想，人这一辈子，能守住一句话，就不算白活。

五、舞

金海兰第一次来找你，是前年冬天。

三十来岁的姑娘，生在这边，长在这边，一口本地腔，是舞蹈老师，跳民族舞的。论起来，她是在日的第三代。她听了你们追悼会的事，找上门来，开口就说：“奶奶，我想给追悼会编一支舞。”

她说，她奶奶在世的时候，做饭爱哼一个调子，哼了一辈子。她小时候问是什么歌，奶奶只是笑，不说。后来奶奶老糊涂了，谁的名字都忘了，连她也不认得了，可那个调子还记得，颠着勺，还哼。

排练那天，你去看了。小小的练功房，一面镜子，一台旧音响。

音乐响起来的那一瞬间，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
是那个调子。娘哼了一辈子的调子，玉顺婶在豆腐坊里哼的调子。你找了它六十年，原来它叫《阿里郎》。

你问金海兰：“这歌，唱的什么呀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是分别，是想家。一个人要走远路了，翻山的时候，一步一回头，还想再看一眼家。”

你把娘的事、玉顺婶的事、那只碗，拣要紧的讲给她听。姑娘安安静静听完，朝你深深鞠了一躬。

她说：“我奶奶到死也没讲她自己的故事。我跳给他们看，也是跳给她看。”

有人问过她：都第三代了，还记这些做什么？

她的回答，你记到今天：“我奶奶的歌还在我喉咙里，我扔不掉。再说，记着，又不疼。”

排练房里，白色的裙摆转起来，像一朵开得很慢很慢的花。袖子甩出去，又轻轻收回来，像替谁掖了掖被角。你在底下看着，眼睛湿了，心里却亮堂堂的——

你看，善意这东西，隔了三代，隔了一片海，它还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六、阿里郎

今年九月一日，天亮得很干净。

二百九十五个人，从坡下慢慢上来。有拄拐的老人，有背着娃的年轻夫妇，有穿西装赶来的议员，有列着队的中学生，有这边的人，也有从半岛渡海来的人的后代。十三年前，坡上只有三十几把折叠椅。如今椅子不够了，年年添。

仪式开始，全场起立，默哀。风停在树上，一动不动。

然后是念名字。志愿者轮着来，一人念一段。念到没有名字的，就照老规矩念：“不知名的，三十岁上下的男人。”坡上安安静静，只有风翻纸页的声音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谁在慢慢翻一本很厚的书。

轮到你。你端起那只白瓷碗，一碗清水，走到碑前，蹲下去，放下。碗沿的豁口朝着东边，那是海的方向，是玉顺婶来的方向，也是她没来得及回去的方向。

“谣言说，井里有毒。”你对着碑，声音不大，“这碗水，是干净的。你们放心喝。”

你听见身后有抽泣的声音。

金海兰的舞，在乐声里开始。白的裙，白的袖，脚步落在石板上，轻得像雪落在雪上。袖子甩出去，风接住，又轻轻放下。二百九十五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出声，连怀里的娃娃都没哭。

然后，是孩子们。

附近中学合唱团的三十几个孩子，站成两排。音乐老师领着他们练了一个月，一个音一个音地抠。有个男孩排练时举手问：“老师，这歌唱的什么？”老师说：“唱一个要走远路的人，翻山的时候想家，一步一回头。”

孩子们开口了。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拉哟：

童声清清亮亮，从坡上漫过去，漫过一百四十五朵白菊，漫过碑，漫过山下的屋顶，往海上去了。

前排一位韩国来的老奶奶闭着眼睛，嘴唇跟着轻轻动。你旁边的高桥先生摘下眼镜，拿手背按了按眼角。

你也哭。你在心里说：娘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哼了一辈子的调子，一百零三年了，翻过了山，过了海，如今落在一群娃娃的嗓子里。人走了，歌还在。歌比人活得长。

最后，高桥先生讲话。他也是一头白发了。他没有讲稿，就讲了几句：

“仇恨的话，听着像风，可它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走到头，是要烧人的。一百多年前，我们眼睁睁看着它走到了那一步。所以谣言传的时候，要有人舀一碗干净的水，当着大家的面先喝下去。我们年年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把事实记住，把事实说清楚。记住事实，不再让它重演，这才要紧。”

底下掌声很轻，很齐，像落了一阵小雨。

七、明年

散了会，志愿者们收拾椅子。你坐在长凳上喘口气，上午摆花的小姑娘端来一杯热茶。

她蹲在你跟前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问了：“奶奶，那只豁了口的碗，是给谁的呀？”

你就给她讲。讲一碗井水，讲一个先喝一口、再把碗递过来的女人，讲一句“她是好人”讲了一辈子。

小姑娘听完，半天没说话。末了她说：“奶奶，明年我来舀水吧。你教我。”

你笑了：“好呀。井绳沉，你两只手端稳喽。”

“我端得稳！”她挺起小胸脯，又小声补了一句，“我还能端好多好多年呢。”

太阳偏西了，人散得差不多了。你让高桥先生先走，自己又坐了一会儿。海风上来了，吹得满坡白菊一颤一颤，像点头，像招手，像在应答。

碑前那碗水，映着晚霞，红艳艳的一小片，稳稳当当，纹丝不动。

你想起娘的话，想起顺伊奶奶的话，想起金海兰的话，想起高桥先生的话。说的话各有各样，其实是一件话：

谣言跑得快，可它活不长。记住的事，才活得长。

你扶着长凳慢慢站起来。明年要是走不动了，就让娃娃们推着轮椅来。反正，人得来。名字得念，水得端，歌得有人接下去。

你朝碑的方向，轻轻鞠了一躬。

“明年见。”你说。

满坡白菊，在风里，一颤，一颤，齐齐地点头。

本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人物均为化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