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还会再来吗

一、“我们是去送光的”

猴面包树在旱季里站成一座座灰色的塔。传说它当年被种反了，根朝天，枝入土，众神收回恩赐的时候，它就学会把整个雨季藏进身体里，慢慢地喝，慢慢地过。

七月的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，干燥，发烫，带着草被晒透的气味。江晚把额头贴在玻璃上，看那些树一棵一棵退向车后。从机场到市区还有很长的路，司机说，这座城的名字，意思是“安宁之港”。

安宁之港堵车堵得厉害。行李舱里塞着他们十四个人凑了半年零花钱买下的东西：一千二百支铅笔，三百个本子，两箱橡皮，还有一份排练了两个星期的曲谱，《歌声与微笑》。车一颠，铅笔在纸箱里窸窸窣窣地响，像一箱落不下来的雨。

“说真的，”江晚转头对陆则说，“我有点紧张。”

发起这次行程的就是陆则，同龄，同校高一，瘦，晒不黑，此刻正低头往本子上写什么。他头也不抬：“紧张什么？”

“紧张我们排的合唱会不会太幼稚。紧张他们会不会其实……不想被打扰。紧张我妈说的那句话，两个星期，你们能改变什么？”

“你妈说得对啊。”陆则说。

江晚噎了一下：“那你呢？你不紧张？”

“我紧张的是回去以后。”陆则合上本子，“飞机落地那天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照片发出去，掌声收进来，然后呢？”

江晚没接上话。车窗外，一个放羊的孩子朝大巴挥手，挥得整条胳膊都在飞。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是去给他们送光的。”

陆则笑了一下，没笑出声：“这句话你留着。到了以后，再说一遍试试。”

二、“孩子先是孩子”

桑加尼瓦儿童之家的大门漆成绿色，剥落的地方露出红褐色的锈。他们抱着纸箱下车的时候，门里先传出来的是歌声，几十个孩子的声音混在一起，鼓点在底下托着，像河水托着船。

门开了。

后来江晚很多次想跟别人描述那个上午，都没能描述好。她说，院子里没有舞台，没有灯，太阳明晃晃的，照在每个孩子身上的一样多。可是当那些孩子站在土院子里唱歌的时候，她清清楚楚地看见：每个孩子身上，都是发着光的。

她说不清那光从哪里来。那个上午她一直在偷偷找，像找舞台灯的暗门，没找到。

他们把纸箱抬进活动室，唱了《歌声与微笑》。孩子们听不懂词，跟着节奏拍手，拍到后来全体起立，把“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”唱成一片快乐的乱七八糟。然后孩子们回了一首歌，斯瓦希里语的，一句也没人听得懂，可副歌部分所有人一起跺脚，土院子的灰都跳了起来。

排练了两个星期的节目，三分钟就唱完了。剩下的一个钟头，没有一个中国学生记得自己该站在哪里，全都笑得东倒西歪。

就是在那首歌里，一只小手伸过来，抓住了江晚的手。

六岁左右，头发编成细细的辫子，辫梢缀着白色的小珠子，穿一条洗得发白的黄裙子。她不说话，仰头看江晚，手握得很用力，干燥，滚烫。

从那首歌起，那只手就没再松开过。分橘子的时候江晚腾不出手，她就改抓她的一根手指；江晚去水池边洗手，她跟着，踮着脚，把刚洗净的小手又塞回她掌心里。

午休时，负责人奈玛妈妈请他们去办公室喝茶。她是那种把一辈子都站得笔直的人，说话很慢。

“孩子们晚上……”江晚斟酌了很久，“会想爸爸妈妈吗？”

“会。”奈玛妈妈说，“有时候一个哭了，一屋子跟着哭。跟你们一样。”

江晚愣住了：“跟我们一样？”

“孩子先是孩子，”奈玛妈妈说，“然后，才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。上午你们看见的是前面那个。现在你问的，是后面那个。两个都是真的，我们都过。”

江晚低下头，看自己的手。

陆则问出了那个他准备了很久的问题：“如果我们明年还想来，我们需要知道真实的情况。”

奈玛妈妈看了他一会儿，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卷了角的本子。上面是手写的清单：三十二个孩子，十九张铁架床；雨季教室后墙漏雨；两个大孩子考上了中学，住校的费用还没有着落。

“为什么之前不说？”江晚问。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。

奈玛妈妈没有生气。“大家来，都是带着‘要给什么’来的，”她说，“很少有人带着‘你们缺什么’来。你们问了，我就说了。”

“可我们只带了铅笔。”

“你们还蹲在他们中间，唱了一上午的歌。”奈玛妈妈说，“铅笔会用完。手不会。”

傍晚离开时，那个小丫头一直把江晚送到大门口。她指指江晚，又指指自己，说了个单词：

“Rafiki。”

“她的意思是，朋友。”陆则说。

江晚学了一遍，发音走形，小丫头咯咯地笑，很严格地纠正了三遍。铁皮门要关上的时候，奈玛妈妈站在门里挥手，教了他们最后一个词：

“在这里，我们不说再见。我们说Tutaonana，意思是，我们还会见面。”

三、“拍我踩缝纫机的样子”

五天后，一架只能坐二十个人的小飞机把他们运到基戈马，坦噶尼喀湖边的安静小城。妇女帮扶中心在城郊，还没进院子，先听见缝纫机的声音，嗒嗒，嗒嗒，十几台连成一片，像一场下不完的小雨。

院子里晾着成排的校服，蓝白相间，熨得平平整整。十几个年轻女人坐在缝纫机前，脚踩踏板，头也不抬。其中一个的女人背上用花布兜着个婴儿，婴儿睡得正沉，随着缝纫机的节奏一颠一颠。

她叫哈瓦，十九岁。社工扎瓦迪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讲完了她的故事：丈夫走了，家里人说她丢脸，让她别回去了。她抱着孩子走了四十公里，走进这个院子，学会踩缝纫机。现在她做的校服，整个中心数她做得最快，针脚最密。

江晚在哈瓦的机器前站了很久。哈瓦踩踏板的时候，手会先把布料的转折处抻平，快，稳，一寸都不含糊。

“这条裙子多少钱？”江晚指着一条连衣裙，掏钱包，“我买了。多买几条也行。”

扎瓦迪翻译过去，哈瓦抬头看了她一眼，说了一长串。扎瓦迪翻译回来：“她说，谢谢你。但是请你只买你真正会穿的那一条。你要是买回去挂在柜子里，她宁可你不买。”

江晚的脸腾地红了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说，“我是觉得……你们不容易。”

哈瓦听懂了那个表情的意思。她把裙子叠好递过来，又说了一串话，说到最后自己笑了。

“她说，难是难的，”扎瓦迪翻译，“可是难不是她的全部。她学会踩缝纫机只用了两个月。她现在挣的钱，够女儿打疫苗，还有剩。”

江晚请求拍一张照片。哈瓦答应了，起身理了理衣襟，忽然又说了一句，很认真。

“她说，可以拍，但不要拍眼泪，她早就不哭了。”扎瓦迪翻译到这里停了停，“拍她踩缝纫机的样子。她说，那个样子，是她最好看的样子。”

快门响起来的时候，哈瓦没有看镜头。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布，一只手抻平转折处，脚下的踏板嗒嗒地响，背上的婴儿睡得正香。

临走，哈瓦通过扎瓦迪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北京的姑娘们，穿多大号的裙子？”

大家愣了一下，七嘴八舌地报尺码，越报越乱，全笑了。哈瓦笑得最响。笑完了，她说：“如果她们喜欢我做的，托人捎话给我。二十条我也不怕，我做得出。”

回程的车上，陆则翻开本子，把“帮扶清单”四个字划掉，改成了两个字：订单。

四、“为什么只学这一句”

离开基戈马之前，他们去了一趟马赛人的村子。土红色的草原上，金合欢树把影子收得很短。女人们坐在树荫下串珠子，红的，蓝的，白的，一筐一筐的颜色，亮得晃眼。

向导说，村里的姑娘们参加过县里的“旅游服务培训班”，学过英语。

江晚很高兴，走到一个捧着珠串托盘的姑娘面前：“Hello！”

姑娘抬起头。她大概十七岁，耳垂上坠着大大的珠环，眼睛又黑又亮。

“Thank you。“她说。

“How are you？”

“……Thank you。”

江晚又试了两句，姑娘都笑着，回答她同一句。旁边年长的女人替她解围，说了一长串马赛语。向导翻译：“她说，会这一句，客人们就高兴。”

回树荫下的路上，江晚越走越慢。她忽然明白这一句英语是怎么学会的了。不在课本上，不在教室里。是一次一次，对着游客的镜头和钱包，一遍一遍说出来的。

好像她们生下来，就只需要负责说谢谢。

她在娜瑟莉安，那个十七岁的姑娘，身边坐下来，通过向导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想学哪一句？你挑。”

娜瑟莉安愣住了。她把托盘放在膝盖上，想了很久很久，草原上的风把珠子吹得轻轻响。

“我想学会说，”她终于开口，“‘这个是我串的。’还有，‘不还价。’”

大家全笑了。她自己不笑，郑重地又补了一句：

“还有——‘蓝珠子不能便宜。蓝珠子是我坐一天车进城买的。’”

那天下午，树荫底下上了一堂怪声怪气的英语课。江晚教一句，娜瑟莉安跟一句，跟得很慢，但每个音都咬得死死的。教到“不还价”的时候，周围的姑娘们笑倒一片，娜瑟莉安不笑。她说，这三个字最重要。

作为交换，娜瑟莉安教她认珠子的颜色：红色是勇敢，白色是和平，绿色是土地，蓝色是天空，也是力气。

她挑了白、蓝、红三种珠子，当场串了一条手链，套上江晚的手腕。向导翻译她的话：“和平，力气，勇敢。你们要坐很久很久的飞机。”

那条手链，江晚后来一天也没有摘下来过。

五、“要做猴面包树”

沿坦噶尼喀湖坐船去冈比溪，要一个小时。湖大得不像湖，浪一层一层推过来，天和水在很远的地方含混成一片青灰，像另一片海。船头偶尔有鱼跃起来，银光一闪。

冈比溪的森林贴着湖岸，绿得发黑。在林间空地上，他们远远看见了黑猩猩：一只母亲坐在坡上，慢条斯理地给怀里的幼崽理毛，理得极耐心；另一只小猩猩在旁边的树上倒挂着捣乱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快门声，很轻。

柯林斯博士在这里工作了五十多年。他七十多岁了，瘦，晒得很深，白衬衫的袖口卷到肘部，握手的时候手劲很大。

“说吧。”他在树荫下坐下来，很直接，“这两个星期，你们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三十二个孩子，十九张床。”陆则说。

“一条没人推销就自己提出来的裙子订单。”江晚说。

“三个比’Thank you’难念得多的英文句子。”另一个团员说。

柯林斯博士点点头，慢慢地说：“很好。你们看见的是人，不是风景。大部分来的人看见的，是风景。”

陆则问出了那个压在心里一路的问题：“博士，我们两个星期就要走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有意义吗？”

老人笑了，眼角的纹路很深：“珍在这里，本来也只打算待两个星期。这一待，是六十年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见过太多船了。靠岸，拍照，感动，离开。善良像雨季的雨，来得漂亮，走得也快。要是树根扎得浅，一场雨过去，什么也没存下。”

他抬手指了指林子外：“看见那些猴面包树了吗？旱季六个月不下雨，它照样站着，绿着。为什么？它把整个雨季喝进身体里了。做事情，要做猴面包树。你们现在的雨季，就是这两个星期——回去了，把它存进身体里，慢慢地喝。”

“存进去以后呢？”江晚问。

“珍上一次见我的时候，”老人的声音慢了下来，“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转告所有年轻的来访者。她说，‘我死后，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的。’”

没有人说话。风把树冠吹得哗哗地响。

“看着我们做什么呢？”江晚小声问。

“她也想过这个问题。”柯林斯博士笑了，“她的回答是：做什么都行，人各有各的路。但如果你们记挂这里，就记住她说了一辈子的那句话，唯有了解，才会关心；唯有关心，才会行动；唯有行动，生命才有希望。”

回程的船上，夕阳把整面湖烧成铜色。江晚靠着船舷，手腕上娜瑟莉安的手链被晒得温热。她想，“你们”两个字，也包括她。一个十六岁的、两个星期后就要回到北京、回到课堂和试卷里的她。

那两个字很重。可是奇怪，她不觉得怕，只觉得被什么很大的东西，轻轻托住了。

六、“你们还会再来吗”

离开坦桑尼亚的前一天，他们又去了桑加尼瓦。这回没有节目，没有纸箱，就是去告别。

没想到，孩子们先唱起了歌。前奏一响，江晚愣住了，是《歌声与微笑》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们把那首歌整个学会了，词听不懂，就一个音一个音地硬搬，唱得七扭八歪，跑调跑得理直气壮。唱到“请把我的歌，带回你的家”，土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朝他们张开手臂，像一片忽然被风吹动的向日葵。

中国学生这边，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干的。歌是江晚起的头，也是她最先唱不下去的。

上车之前，阿米娜一直牵着她的手。这是那天上午以后，这只小手抓得最紧的一次。司机在按喇叭，老师们在数人数，行李架哐当作响。

然后，阿米娜松手了。

她松开手，往后退了半步，仰起脸，隔着车门，问了一句话。声音不大，可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：

“你们还会再来吗？”

江晚蹲下来。她准备了很多回答，此刻一句也想不起来，只想起来一个字。

“会。”

“Asante。“阿米娜说。谢谢。

“不对。”江晚的眼泪掉下来，砸在两个人中间的土地上，“该我说Asante。”

她想起奈玛妈妈的话，把那两只小手包进自己手里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Tutaonana。”

“Tutaonana。“阿米娜跟着说。这个词她本来就会，说得很标准。

车开出去很远，江晚一直回头看。黄裙子在扬起的土里越来越小，小成一粒豆子。那只手还在挥。

飞机上，陆则把本子摊在小桌板上，一样一样过：床，屋顶，学费，裙子，句子。他问：“回去以后怎么办？”两个星期以前，这个问题是他先问她的。

“现在，”江晚说，“才轮到怎么办。”

七、“Tutaonana”

回到北京的那年冬天，江晚在学校礼堂做了一场汇报。她带回来两百多张照片，最后只放了三张。那三张照片里，没有一张是用来让人难过的。

第一张，是哈瓦踩缝纫机的背影，踏板悬在最高处，背上的婴儿睡得正香。

第二张，是土院子里唱歌的孩子们，所有的脸都仰着。她终于能用照片证明那天的判断——每个孩子身上，真的都是发着光的。

第三张，是娜瑟莉安的珠串摊位前立起来的一块小纸牌。上面的英文句子是她自己挑的，江晚只是替她写了下来：

“这些是我串的。不还价。蓝珠子来自很远的地方。”

礼堂里安安静静。江晚说，我们出发的时候以为，我们是去送光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光一直在他们身上，用不着我们送。我们真正能做的，是看见了，记住了，然后回来，把“关心”两个字，变成动词。

那个冬天，他们做了几件事。每一件都不大。

十三张铁架床没有从中国运——奈玛妈妈说，镇上的木匠做得一样好，钱要留在镇上。床是三月里做好的。奈玛妈妈发来语音，背景音乱糟糟的，她说：“孩子们今晚围着新床数，数了三遍。木头都是香的。”

雨季来之前，教室的后墙补好了。

四十条裙子是真的订单。同学们凑钱订了新年礼物，扎瓦迪替哈瓦报的价，一分没让。有人开玩笑说砍个头吧，扎瓦迪回复：“哈瓦说，不还价。”所有人都笑着付了全款。

寒假最后一天的深夜，视频电话接通了。信号不好，画面卡成一格一格。奈玛妈妈举着手机，身后挤满了人，一张一张小脸往镜头里钻，最后被一只小手推开了，是阿米娜，长高了一点，还是那条黄裙子，辫梢的白珠子换成了新的。

扎瓦迪在旁边翻译：“她问，你们还会再来吗？”

“会。”江晚对着镜头说，“明年七月。机票我查了一学期了。”

“Asante！“屏幕那头的小声音喊。

“该我说。”江晚笑了，“Tutaonana。”

“Tutaonana！”

信号断了，屏幕暗下去。江晚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，没有开灯。窗外的夜空是北京冬天少有的晴，有一颗星星很亮。她想，珍·古道尔说，她死后会在天上看着。那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，久到足够很多人，把很多话变成很多事。

妈妈推门进来，放下一杯热牛奶，看了一眼黑着的屏幕：“还去？”

“去。”江晚说。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妈，你知道吗，他们的语言里，‘再见’这个词的意思是——我们还会见面。”

她想起坦桑内地公路两旁的猴面包树。它们把整个雨季藏进身体里，所以旱季也站得笔直，朝天空伸着根，等雨回来。

雨一定会回来的。

只要树一直站在那里，一直朝那里站着。

（本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人物均为化名。）